《我从哪里来》显然是自传性的，是对“你来自哪里”或“你是谁”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的回答，而萨沙·斯坦尼西奇的回答长达400页。想象一下，当你遇到这个问题时，你会说什么？您的姓名、职业、家庭背景？或者是你的民族身份、国籍，甚至是你的身高、外貌、性格和爱好？每个试图深入挖掘自己内心的人都会发现，这也许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而每一个答案总是包含更多的犹豫而不是确定。

萨萨·斯坦尼希奇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 1978 年出生于波斯尼亚，14 岁时作为波斯尼亚战争难民移居德国，并用德语写作。目前居住在汉堡。 2005年，出版处女作《士兵如何修留声机》； 2014年出版《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荣获莱比锡书展大奖并入围德国图书奖； 2019年，他凭借《我来自哪里》获得德国图书奖。图片©Katja Sämann

对于萨沙·斯坦尼西奇来说，14岁的离家出走无疑是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在无知中，他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和生活，前往陌生的国度，开始另一种难民生活。小说中，两条生命——一个已经逝去的生命，一个在异国他乡重新开始的生命——就像两股相反方向的潮流，彼此分离，又时常交织在一起。当萨沙·斯坦尼西奇描述移民生活时，他意识到移民所面临的普遍处境，其中充满了障碍：“在当今时代，原籍和出生地被用作区分的标志，边界被重新加固，不同的国家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在这样一个时代，谈论我或我们来自哪里，似乎太迂腐了。”

在这个时代，一个人的出身还是决定了很多事情。它决定了你能否接受良好的教育，能否找到一份好工作，甚至决定你是否有生存的权利和资格，就像萨沙一样，她是穆斯林。母亲在种族歧视严重的波斯尼亚无法生存。你自然想要反抗，但最后你会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办法反抗。起源“永远是一种身份建构！一种衣服，一旦覆盖了你的身体，你就得一辈子穿着它。这样的衣服是一种诅咒。”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萨沙·斯坦尼西奇认为，我们应该将自己和他人视为所有意外和影响、所有才能和梦想的总和。但他也谨慎而明智地将自己的建议视为“乌托邦想法”。

贫穷的移民生活让萨沙·斯坦尼西克不敢邀请朋友到他家做客。他的母亲无数次“死”在洗衣房里。这也使他学习德语并开始写作，这成为德国移民文学。当他开始用德语写作时，他的移民经历成为他写作最重要的背景。然而，在《我从哪里来》中，更重要的流是回忆，是关于他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关于即将死去的奥斯克鲁萨小村庄，他的祖父在那里出生和去世，关于战争和南斯拉夫。

小说的第一部分是关于奶奶站在街上呼唤她的名字的故事。她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正在逐渐失去对世界的记忆，“当我的奶奶开始失去记忆时，我就开始收集记忆。”萨沙·斯坦尼西奇 (Sasha Stanisic) 陪着祖母回到了奥斯克鲁沙 (Oscrusha)，这是一个只有 13 个人住的小村庄。他看到一排排墓碑，上面写满了“斯坦尼西奇”。这个小村庄就是他的故乡。在哪里？他小时候和父亲一起观看了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和德累斯顿火车头队的比赛，并参加过接力赛。南斯拉夫体育给他带来了许多激动人心、难忘的时刻！他是一个已不复存在的南斯拉夫的碎片，是波斯尼亚的一个碎片，是一个四散的家庭的碎片。当记忆浮现时，深深的忧郁压倒了偶尔闪现的幽默，曾经属于他的东西已经消失了，那些塑造了他、造就了他的东西，以及他的移民身份。这是他出身的一部分，也许是更重要的部分。

萨沙·斯坦尼西奇这次的写作，正如“文学粘合剂”部分所说，是“在那些支离破碎的事物之间架起桥梁……让每个故事都行动起来，跨越我们之间的一切”。他用这本小说来粘合支离破碎的记忆虽然这些记忆有时并不可靠，但他还是抗拒着遗忘，一点一点拼凑起来，最终浮现出的是他布满裂痕的脸。

《我从哪里来》，作者：（德国）Sasha Stanisic，译者：韩瑞祥，版本：世纪文静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张晋 撰稿

翻译 |石敏月（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讲师）

作为难民，伤害和羞辱是不可避免的

新京报：促使您从事写作的原因是什么？正如《我从哪里来》中所说，叙述者（大概就是你）从一开始就想成为一名作家，没有任何犹豫。为什么他如此坚定地要成为一名作家而不是做出其他选择？

萨沙·斯坦尼西克：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独自一人。直到我开始阅读，事情才发生了变化：我周围都是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冒险家、魔术师和孩子。我可以和他们一起深入地球，和他们一起乘坐热气球环游世界。我能认识情感，认识情感也能有故事，故事里也充满了情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想作为一个读者独自去体验这种情感，而是想自己去创造这种情感。故事无处不在，它们既让世界更容易理解，也让世界更难理解。我很庆幸自己很早就决定要做一个讲故事的人，走上了这条既不可理解又可以理解的道路；我没有其他愿意走的路。

新京报：14岁时，您被迫随母亲（穆斯林）移民德国。原因是波斯尼亚内战以及针对穆斯林的歧视和暴行。当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萨沙·斯坦尼西奇：有很多因素，包括怨恨和偏见升级为仇恨和杀戮欲望、知识分子的粗暴、话语和社会的野蛮、当权者、媒体和人民无处不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言论最后是每当一个地区试图驱逐其他民族时就存在的经济和领土贪婪。

新京报：您在小说中还写到了刚到德国时的不适感。小时候，你在学校遭受过一些伤害和羞辱，也经历过文化碰撞。当时您是如何处理这种文化冲突的？您现在如何看待移民后适应新环境的经历？

萨沙·斯坦尼西奇：当然，伤害和羞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世界里，我和我的家人最初被视为难民，被视为二等人。几乎不可能抗拒，也几乎不可能很快离开这种麻烦的生活。即使在德国这里，也曾经（并且仍然）对巴尔干地区的人民以及难民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一种解决办法是远离那些伤害和贬低他人的人，并与那些与我处境相似且不认为我的出身或命运有问题的人团结起来。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艰难的经历，对我的父母来说更困难，他们在工作中经历了更严重的歧视。事后看来，拥有一个“正常”的青春期可能会更好，但另一方面，我也遇到了一些人，他们相信社会上重要的不是“一个人来自哪里”，而是“人们如何相处”，我'我对此仍然心存感激。这一事实，以及帮助他人——照顾最弱势群体是当今基本行为特征的事实，是我想教给我儿子的价值观。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那一夜》，作者：（德国）Sasha Stanisic，译者：韩瑞祥，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

母语是比德语更强大的语言

新京报：正如您刚才所说，您在书中也写了您父母移民后的辛苦，他们的悲伤和恐惧，以及他们不得不被驱逐出德国的经历。如何理解小说中提到的“对难民的结构性歧视”？从您的观察来看，目前德国移民的生活状况如何？

萨沙·斯坦尼西奇：总体而言，根本问题是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在德国，与长期居住的德国人相比，来自第三国（非欧盟国家）的移民，尤其是难民，往往更难以接受教育、足够的居住空间和健康的生活环境。

因此，“对难民的结构性歧视”首先指的是机会不平等。在德国就业市场上，这种机会不平等也同样存在；机会不平等从求职阶段就开始了，甚至更早。它出现在培训期间，当移民进入工作岗位时，这种不平等将会持续下去，体现在日常交往、晋升机会或劳动报酬上。无论是在“轻松”的工作还是在学术追求上都是如此——在德国，对于本地出生、最好是皮肤白皙、最好来自富裕家庭的人来说，总是更容易。

新京报：学习一门外语并能够用它来写小说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你的小说得到了很多认可。然而，当你在小说中写到“Poskok”（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的“毒蛇”）和“Hornotter”（德语中的“毒蛇”）时，你说你对霍诺特不感兴趣；当你把它交给你的奶奶时，他在写自己的书时说：“可笑的是，（这本书）是德语的。”母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记忆是其他语言所没有的。您是否担心用德语写作会失去母语独特的文化意义？您在日常生活中还经常使用母语吗？

Sasa Stanisic：作为一名作家，我能够完全按照我的意图用德语表达我的故事，但作为个人，有时我的第一语言 -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 始终是“更强”的语言，例如当涉及到精神工作时、音乐文本以及文学的接受。就好像某个地方有一个听众和读者对我的母语的反应比对德语或英语的反应更情绪化。没有哪个德国歌手的歌曲能打动我，但当我听到许多前南斯拉夫的歌曲开始播放时，我可能会立刻泪流满面。

当我与家人和儿子交谈时，我也非常积极地使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我儿子说话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他的学识、他的双语能力、他对两个国家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世界的理解——对我来说，无论是作为一名父亲还是作为一名作家，与他一起经历这个过程是一份巨大的礼物。

《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作者：Sasha Stanisic，译者：Hugo Huang，版本：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

人们又开始把家庭出身作为政治标准

新京报：小说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出身。正如小说中所写，“在当今时代，以出身和出生地作为区分的标志，界限被重新强化……在仇外心理成为明目张胆的政治纲领的时代，它能够赢得胜利”。超过选民。 “你的出身是什么？这个背景给了你什么？你认为人们真的有可能完全忽视国籍、种族、家庭背景等差异，平等对待每个人吗？

萨沙·斯坦尼西奇：有几种不同的冲动促使我写小说《我来自哪里》——原因之一是我真诚地试图探索我的出身和背景——我的家庭、我的社会形态、我的语言和我的逃避：我的逃亡在德国创造了我的“第二起源”。我想看看，在这一切中，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我。我这样做，正是在一个人们重新把家庭出身作为政治标准，到处使用甚至滥用它来压迫少数群体、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谬论、普遍抬高所谓“根”的时代。价值，但无论是哪种“根源”，都纯属偶然。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出生是一种特权，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出生则是一种诅咒。

全球和国家的限制性移民政策在我写这本小说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我所写的大部分内容——身份、边界、仇外心理等，在难民的话语和生活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小说的一部分是我对此所做的一些个人的、叙事性的工作。

我的个人背景是这样的：我是一个来自巴尔干半岛的男孩，是父母的孩子，和祖父母一起长大，在德国继续长大，在南斯拉夫过着优渥的生活，在德国经历过艰苦的生活，我是一个父亲，有我固有的基因：我的生活和我的出身是所有这些东西的镶嵌体。我不是“一”，而是“多”，这本身就很美妙。

关于能否忽略差异，平等对待每个人，我的乌托邦想法是这样的：我希望每个人首先不要通过民族认同的镜子来看待自己，同时也不要被别人这样看待，而是看到他们将其视为所有机会和影响、所有才能和梦想的总和。可悲的是，我们离这样的乌托邦还很远，我们的生活往往是由我们是谁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来定义的。

新京报：从某种角度来说，这部小说也是一本记忆之书。大量的个人和家庭记忆一点一滴地浮现出来。但正如《父亲与蛇》和《青春接力棒》等章节所表明的那样，记忆是不可靠的。您认为这种记忆质量如何？你认为记忆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萨沙·斯坦尼西奇：我认为我的小说首先是一部叙事和小说作品。即使那些叙述来自我经历过的过去，我也不会直接抄写它们。也就是说，连我在现实中经历过/说过的那些事，都被我变成了语言和文字。例如，孩子的记忆切换到成人的叙述，或者多年后，旧故事被重述。结果是事实与虚构的融合，精确的重述和利用想象力来填补知识和记忆的空白——从零散的轶事到整体的叙事弧线，从单个角色到整体档案，一切。它既可靠又不可靠。

只有一件事是绝对不允许的：决不能为了适应作者个人对事实的理解而改变历史事实，否则就是用故事篡改历史。

我大致想说的是：文学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游戏。为了我自己，也为了读者，我尝试将这些变量整合到一篇文本中——希望是一篇可读的文本。文本内。在探索起源的框架内，记忆既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也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盟友（作为盟友，记忆也是驱动生命和生命叙事的感恩动机）。

新京报：与记忆相连是一种乡愁。当多年后回到故乡，发现故乡不再是原来的故乡，你有何感受？如何接受这个现实呢？

Sasha Stanisic：我认为自己是一名研究者、探索者和参与者。我听着，去了图书馆和档案馆，总是问自己：这个地方对你来说是什么？这些人和这些事意味着什么？

对我来说，我出生的国家近几十年来发生的负面变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熟悉它的衰落、失业和剥削，我也目睹了许多波斯尼亚人生活的艰难现状。但我希望像《我从哪里来》这样的书也应该具有普遍性。故事发生在我的记忆中，发生在某个特定地点的过去和现在，但小说中也包含着其他的命运，其他的移民，其他的失落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我自己的忧郁，包括我自己的写作，都是一个旨在鼓励读者思考自己属于哪里的任务，如果可能的话，甚至鼓励他们回到自己的过去。文学可以做到这一点。文学可以带我们从完全不同的世界回到我们自己的世界。

多维性是文学的礼物

新京报：小说中过去与现在交织的段落引人入胜，营造出一种吸引人的张力。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作为一名小说家，您如何看待过去与现在的关系？

萨沙·斯坦尼西奇：文学是多维的，而多维性是文学的礼物。一个故事可以融合不同的时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地点和事件，可以唤醒无生命并赋予其生命，可以作为碎片歌唱和坠落，可以用多种声音讲述许多世界。我将所有这些都融入到我的文本中，因为我想为自己和我所写的世界创造一个尽可能全面的愿景。在这个过程中，我很喜欢回到神秘和不可能，这一切都是为了探索一个具有最丰富可能性的主题。

新京报：就像小说中的悲伤一样，偶尔闪现的幽默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为什么要在小说中加入这种幽默？

萨沙·斯坦尼西克：如果没有幽默，我们将如何成为人类？

张晋 撰稿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